张   喜   张佐玉

（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贵阳   550011）

       ^{摘要：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贵州省生物类中药资源有3924种，其中植物类占91%、动物类占7%，有珍稀濒危药用植物64类、动物62种，从1992年到1999年，其种类和保护级别呈逐年上升趋势。CITES 2000年的药用植物大综贸易报告中所列的16类药用植物品种归属15属、62.5%的品种国内有分布、43.75%的品种省内有分布，这进一步引证了我省的中药资源优势。省内由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生产的中药、中成药和提取物颇具特色，产值逐年上升。1978年后省内先后已建或拟建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22个、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28%；省内基本建立了分省地两级、国家为主和企业参与的异地物种保存体系；基本建立了依据国际法、国内法和地方性法规为基础的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的政策支撑体系；除相关国际组织在省内建有的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机构和设立的相关项目外，省内在农、林业、海关、外贸和中医药管理机构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网络和研究开发体系。根据我们的分析，导致药用动植物珍稀濒危的因素复杂多样，但归结起来可分为三类，首先是致濒动植物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是非可持续的采收方式和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直接影响生物的生存和繁殖体的延续；最后是致濒动植物自身生物学特性限制了种群的发展。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保护主要采用就地保护、异地保护和离体保护三种方法。更新观念、加强对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的宣传和执法力度；建立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研究和开发基地；加强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种质资源调查和动态监测；系统、全面地对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致危因素进行研究，制定从行政上、技术上，全社会、全方位的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方略是实现贵州省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的战略框架。}

        ^{关键词：贵州省、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致濒因素、保护战略。}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可为研究一个地区植物的区系、特点、性质以及发育演化提供依据；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环境演变过程的重要指标；对它的开发利用水准也一定程度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医疗和药物产业发展水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影响了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种的发展，首先是野生状态下物种的自我繁衍能力差、生态适应范围狭小、种群规模较小；其次是自然环境的演变已不适应这些物种的生存而濒危；最后是经济需求和商业开发潜力造成的种群消失。按照国家《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分为三级，即濒临灭绝状态的稀有珍贵野生药材、分布区缩小资源衰竭状态的重要野生药材、资源严重减少的主要常用野生药材；按照《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划分标准可分濒危、渐危和稀有三级。近年来、全球性的物种灭绝在加剧，已深深地波及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群落。据统计、目前地球上物种灭亡速度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至20世纪未将有5~6万种植物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药用动植物也不例外。公元前1~2世纪的《神农本草经》收载植物药352种，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中药资源》收载量达12772种，同期的《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第一册收载的354种植物中}

^{注：本研究项目属《中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战略研究》的部分内容，得到了贾谦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谨此致谢。}

^{有药用植物168种，其中稀有种38种、渐危种84种、濒危种46种，濒危药用植物中、含常用中药46种、大宗药材19种；同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584种植物药中有近一半是野生种。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同中医药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据此、国际上一些动植物保护主义者也屡屡指责我国中药产业耗用大量珍稀药用动植物、造成一些物种的灭绝，并以此为借口排斥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阻挠中药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损害对进入WTO后的我国中药更是不利。}

   ^{可以说，分析贵州省内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种类和构成、研究其保护战略、分析其监测评价体系、规划其基因保护和试验研究重点，对其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资源现状}

^{1．1   省内外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及在药用动植物中的结构}

   ^{我国最早的《神农本草经》中收载的352种植物药中，有204种在贵州省分布；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收载的1698种中草药中、300余种主要品种在贵州省有产。《贵州中草药名录》（1988）收录中草药2857种；《贵州中药资源名录》（1992）共收载中药资源物种4290种、其中植物药3924种（表1），占全国中药种数的33%，各种资源构成中、植物类占91%、高于全国87%的比例；动物类占7%、低于全国12%的比例；矿物类占2%、高于全国1%的比例。中药总数高于大区内的代表省区，但在西南区中仅高于西藏自治区。}

   ^{国家《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名录（1987）共收集国家保护动植物中有药用价值的植物168种，其中Ⅰ级保护植物5种、Ⅱ级保护植物51种、Ⅲ级保护植物112种；药用动物162种，其中Ⅰ级保护动物48种、Ⅱ级保护动物113种。《贵州中药资源》中所列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中药材名录有Ⅰ级动物4种、Ⅱ级动物13种；Ⅱ级药用植物13种、Ⅲ级药用植物46种，计76种。依据《贵州中药资源》中药名录，参照《贵州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92）、《贵州省重点保护珍贵树种名录》（1993）、《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贵州省分布表，省内有珍稀濒危药用植物64类、动物62种，计126种，其中从1992年至1999年，植物类}

^{表1：不同地理大区代表行政区的中药资源分布表（1985~1989）}

^{珍稀濒危中药品种除钟萼木（Bretschneiderasinensis）、珙桐（Davidiainvolucrata）留在保护Ⅰ级外，红豆杉科植物进入Ⅰ级保护状态；十齿花（Dipentodon sinicus）、半枫荷（Semiliquidambar cathayensis）、凹叶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subsp。biloba）由Ⅲ级保护状态进入Ⅱ级保护状态；桫椤（Alsophila spinulosa）、扇蕨（Neocheiropteris palmatopedata）、金铁锁（Psammosilens tunicoides）由Ⅳ级（省级）保护状态进入Ⅱ级保护状态；香果树（Emmenopterys henryi）则由Ⅰ级保护状态降为Ⅱ级保护状态。动物类珍稀濒危中药品种中Ⅰ级保护状态的有10种，分别是黔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c）、云豹（Neofelis nebulosa）、豹（Panthera pardus）、虎（Panghera tigris）、白鹳（Ciconia ciconia）、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金雕（Aquila chrysaetos）、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蟒蛇（Python molurus）；Ⅱ级保护动物有36种；贵州省级保护动物有16种。由此可见、省内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种类和保护级别呈逐年上升趋势，合理保护和适度开发是必要的。}

^{1．2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利用现状和产业特色}

      ^{贵州省1980年的医药工业产值为2910万元、1990年增至1.38亿元、1993年为6.8亿元；1995、1996、1997、1998年的医药工业产值分别为8.29亿元、10.83亿元、14.39亿元、18.08亿元，比1990年产值分别增加6倍、7.8倍、10.4倍、13.1倍。按照省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规划，至2005年可实现医药产值65亿元、2010年实现160亿元。中药曾是我国大宗出口商品之一，其出口发展速度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平稳，1995年的出口达创纪录的7.7亿美元，1996、1997、1998年的出口量分别为6.8亿美元、6.6亿美元、5.4亿美元；产品主要以中药材、中成药、植物提出物三类为主，出口市场以亚洲为主、占60%以上，欧洲市场占20%以上，美国占10%以上。国内外不少专家认为、中药类商品将是我国21世纪出口的拳头产品之一，但目前仅占国际植物药贸易额的3%左右，潜力仍然很大。制约我国中药出口的主要因素是野生珍稀濒危中药动植物资源总量少；中成药的有效成份或主成份模糊、实验证实困难；中成药重金属和农药残毒超量及毒副作用存在；中药和中成药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问题干扰了经营者的正常运作，其中涉及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方面的问题就有两个，可见开展其研究的重要性。}

^{由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生产的中药、中成药和提取物，在省内颇具特色。如有“活化石”之称的杜仲（Eucommia ulmoides），在贵阳市1999年医药产品目录中，以杜仲冠名的中成药生产厂家有6个、品种有10个，占所列医药产品目录品种的2.92%。此外还有天麻灵芝口服液、石斛夜光丸、全天麻胶囊、复方甘草合剂、蛇胆川贝胶囊、新天黄柏胶囊、羟基喜树碱注射液、银杏提取物、天麻头风灵胶囊、紫杉醇胶囊等，占所列中药品种的5.85%。还有许多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品种作为成份入药，无从查考。还有一些品种是与省外联合、省内仅作为原料生产，如赤水石斛生产基地等。}

^{由CITES 1999年委托德国相关CITES研究机构起草的药用植物大宗贸易报告中，所列的16类药用植物品种中（表2），归属15属、有62.5%的品种国内有分布、43.75%的品种省内有分布。有同属种分布的品种是Pterocarpus、Prunus、Aquilaria。国内有分布但贵州省无分布的品种有Dioscorea deltoidea、Podophyllum hexandrum、Saussurea costus。另一方面、这些药用植物品种除Rauvolfia serpentina、Gastrodia elata仅药用外，其它品种还可作为香料、化妆品、木材、园艺、手工艺品、食品添加剂、调味品、杀虫剂等。在药用部位上，根茎类占8/16、木材占4/16、树皮占4/16、叶杆占5/16、萃取物和油类与树脂占15/16。在所列大宗贸易品中，国内白芨、金毛狗、石斛、天麻、西洋参、三角叶薯蓣、蛇根木等交易额较大。}

^{表2：2000年CITES药用植物大宗贸易报告所列品种表}

^{注：资料引自CITES—Project 109。}

^{二、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现状}

^{2．1 自然保护区网络}

       ^{野生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保护涉及物种和原生生态环境两个方面。自然保护区是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的天然贮藏库，为人类提供了可持续发展、近自然经营的模块，可作为向群众宣传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活”的自然博物馆，是进行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研究的重要基地。1978年以来，贵州省先后已建或拟建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22个、总面积217056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1.28%。省内基本建成了分布相对均匀、生境类型代表较为全面的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品种及栖息地保护网络（表3），每个保护区都有中药材的专题考察报告。有些自然保护区是以单种为保护目标的，如黔金丝猴、珙桐、黑颈鹤、秃杉、银杉、黑叶猴等；更多的自然保护区是以特定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容留了一大批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如赤水桫椤保护区有珍稀药用植物11种、大沙河银杉保护区有珍稀药用动植物8种、雷公山亚热带生境保护区有珍稀中草药15种、佛顶山保护区有珍稀中草药5种等。在自然保护区内按照核心区、缓冲区和生产研究区进行合理规划，可实现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就地保护与研究开发相结合的目的。}

^{表3：贵州省已经或待建自然保护区网络一览表（hm2）}

^{2．2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异地保存网络}

      ^{异地保护又称迁地保护，是将濒危种类迁出其自然生长地、集中于保护区内，变野生种类为家种，实现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保护和扩繁。省内基本建立了省地级、国家和企业参与的异地物种保存体系。如药用植物方面，活体保护有省级植物园、树木园、各类公园，贵州高原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地市级的药用植物园，相关制药企业的原料生产基地；药用动物方面有动物园、省级珍稀濒危动物繁育中心、相关企业的特种动物繁殖基地。死体标本方面有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各类标本中心。}

       ^{省内将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异地保存、类型改进、结合主要生态建设工程规模开发相结合，既有效地保护了濒危物种、又发挥了濒危物种的药用价值和经济潜力（表4）。1975年我省的杜仲（Eucommia ulmoides）资源量仅500公顷、1985年仅存233.8公顷、1995年恢复到22771.2公顷，按照规划，至2000年可发展到73333.3公顷、至2010年可发展到93333.3公顷，行政区间的杜仲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基本上有效地保护了野生杜仲的物种资源，实现了保护、开发和利用相结合的目的。黄柏（Phellodendron chinense）是我省的道地药材之一，50~70年代初的药用均为野生、尚可自给自足，但近年资源量锐减、濒危性日趋明显，70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人工造林、建立药材基地，至1995年已达3723.1公顷，基本满足了用药需要。银杏（Ginkgo biloba）在我省的用药消耗历年是供需基本持平，但自发现其中的黄酮药用潜力后，资源面临枯竭，1995年全省已发展银杏人工林面积2000公顷、2000年已达15333.3公顷，计划到2010年发展至28666.67公顷，物种资源保存和药用价值利用目标均可达到。}

^{表4：主要大宗珍稀濒危木本药材的发展动态表（单位：公顷）}

^{2．3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的行政支撑和政策依托体系}

      ^{保护珍稀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以期可持续利用，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继《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1987）的颁布，先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1988）、《国务院关于严格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通令》（1983）、《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猎枪弹具管理办法》（1994）、《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0）、《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1991）、《贵州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办法》（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

^{图1：贵州省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网络}

^{条例》（1997）、《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等，此外、我国加入并承担责任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品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要求各缔约国严格控制野生动植物种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活动，构成了省内保护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政策法规支撑体系。除国际上的一些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机构和组织在省内活动外，省内在农、林业、海关、外贸和中医药管理机构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网络（图1），其中农、林业部门的野生动植物管理站点已深入乡镇。}

^{三、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保护战略初析}

^{3．1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致濒因素分析}

      ^{导致药用动植物珍稀濒危的因素复杂多样，但归结起来可分为三类。首先是致濒动植物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历史上很多《本草》记载人参“生上党及辽东”，其中上党人参的发现及应用均早于长白山人参，由于森林的毁灭和掠夺式采挖，至明代时上党人参即已灭绝；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大量捕杀，至20世纪90年代华南虎仅存10~20余只、野生东北虎仅存10余只，其它亚种几近灭绝；肉苁蓉寄主于梭梭林，由于内蒙的梭梭林面积占森林面积的比例由50~60年代的30~40%降至现在的5%左右、其主产区也从内蒙移至新疆。其次是非可持续的采收方式和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如皮类药材、花类药材、果实类药材的采收，直接影响植株的生存和繁殖体的延续，如杜仲皮、红豆杉等。最后是致濒动植物自身生物学特性限制了种群的发展，如生长缓慢、雌雄异株、花期不遇、种子发育不良、超期休眠等等，自然条件下很难完成自我更新、种群发展。}

^{3．2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战略内容}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保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图2），涉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战略的本身讲，又涉及资源现状监测、中药企业利用规模监测、圈养与栽培，替代品开发等等。}

^{图2：贵州省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战略框图}

^{3．3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的途径分析}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保护主要采用就地保护、异地保护和离体保护三种方法。其中就地保护重在管理、见效快、成效明显。异地保护需先研究被保护物种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繁殖技术，中试后方可推广。离体保护要有较为先进的设备保障。}

       ^{就地保护是将中药资源和原生生态环境有效地加以保护。其中的自然保护区既是物种保护区,也是综合研究区。中药资源的生产性保护区是仿效原生生态环境，以道地药材生产为目的。通过就地抚育和合理采收满足商业利用，主要有轮采轮猎，人工种植和野种转家产等。}

       ^{异地保护又叫迁地保护，是一种扩大自然生态环境和种群的有效方法。省内许多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通过此法物种得已保存。种群大规模发展，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商业需求，如黔金丝猴、芦荟、金铁锁等。}

       ^{离体保护是利用先进技术，保存并研究携带全部遗传信息的物质片断（如器官、组织、细胞和原生质体等），以便长期保留药用动植物种质基因，巩固和发展中药资源。省内在一些植物的组织培养、动物人工授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其它物种的离体保护提供了条件。}

^{3．4 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的具体措施}

       ^{更新观念，加强对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的宣传和执法力度。目前，中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观点仍困扰许多人。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观念和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还未彻底在全社会树立。特别是贫困地区，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资源遭破坏的事例屡见不鲜。需认真作好宣传，树立全局意识。建立建全各项中药资源的保护法规，组织机构，配齐人员设备和相关经费，做好协调工作，保障中药资源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建立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研究和开发基地。除加强已有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外，还要在重要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原生地、生态环境脆弱区和生物多样性区设立新的保护区，建立起较为系统、分布均衡的保护网络。开展对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驯养家种试验。特别是针对贵州生态环境的高原性、岩溶性、生物多样性及多民族特点，研究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民族药用性。建立科学的采收方法，提高中药资源的采收率。研究和提炼系列成套的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饲养栽培技术。}

       ^{加强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种质资源调查，建立动态监测体系。首先是中药种质资源濒危程度划分标准的落实和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名录评估，要做到账目清楚。其次是做好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专项调查和动态监测。定时间，定具体调查类目和指标，定监测站点，定人员等。建立省内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信息管理系统。}

       ^{系统、全面地对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致危因素进行研究，制定全方位的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保护方略。从致濒因素入手，对症下药，实现对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的保护。}